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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黑茶分为三尖(天尖、贡尖、生尖)三砖(黑砖、花砖、茯砖)一花卷(千两茶、百两茶、十两茶),最终最奇特的是千两茶。制好的千两茶一大卷柱子状的,竹编花篓裹着。按照老秤计量,茶柱重千两,合现代计量72.5… November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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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黑茶分为三尖(天尖、贡尖、生尖)三砖(黑砖、花砖、茯砖)一花卷(千两茶、百两茶、十两茶),最终最奇特的是千两茶。制好的千两茶一大卷柱子状的,竹编花篓裹着。按照老秤计量,茶柱重千两,合现代计量7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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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黑褐、汤色橙黄、滋味醇和,一杯下肚,消滞顺肠,两杯下肚,神清气爽。这就是安化黑茶。 November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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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黑褐、汤色橙黄、滋味醇和,一杯下肚,消滞顺肠,两杯下肚,神清气爽。这就是安化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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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眼不浊、听风耳不浊、焚香气不浊、读书口不浊、闲步体不浊、默坐心不浊。 November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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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云眼不浊、听风耳不浊、焚香气不浊、读书口不浊、闲步体不浊、默坐心不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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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马斯洛 November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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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马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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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整理 November 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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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勺子哥

系统是越用越慢,有一个原因就是垃圾文件没有及时清理。文件多也会产生磁盘碎片(当然如果你用的是固态硬盘SSD,就没有问题)。有很多软件,比如CCleaner可以用来全方位的清理不需要的软件和文件(e.g. 临时文件等). 360软件等也有内置的清理的功能。如果你只是想简单快捷的清理垃圾,让电脑减减肥,加加速,可以用下面的脚本。

@echo off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del /f /q %userprofile%\cookies\*.*
del /f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del /f /s /q %systemdrive%\recycled\*.*
del /f /s /q %windir%\*.bak
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rd /s /q %windir%\temp & md %windir%\temp
echo 清除系统垃圾完成!
echo. & pause
@echo off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del /f /q %userprofile%\cookies\*.*
del /f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del /f /s /q %systemdrive%\recycled\*.*
del /f /s /q %windir%\*.bak
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rd /s /q %windir%\temp & md %windir%\temp
echo 清除系统垃圾完成!
echo. & pause
把上面的内容存成 del.bat (扩展名是 bat 或者是 cmd), 这样双击就会把垃圾删掉。 del 命令的参数 /f 强制删只读文件 参数 /s 把子目录也删掉 /q 是安静模式,不显示任何错误或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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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杀死海星 November 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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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于野

(已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0月)
我知道这种类比可能会让人反感,但新疆暴恐案的恐怖分子和比特币、p2p盗版下载,以及维基百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
我们熟悉的组织,比如公司、军队和政府,通常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底层听从中层指挥,中层接受高层领导,而高层则是整个组织的大脑,负责研究战略和制定计划。想要击溃一个这样的组织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司令部”消灭,整个组织就算不立即死亡也会瘫痪。
可是在网上反盗版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互联网时代的最早期,所有公共内容都要放在中心服务器上,各地网民都从这些有限的若干个服务器上下载。服务器和网民是类似于传统的上下级关系 — 这时候反盗版比较容易,你只要把那些包含非法内容的服务器都关了就行。可是后来出现了p2p,换句话说就是网民到网民的技术,盗版文件在网民的个人电脑之间互相传递,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中央服务器。现在人们常用的迅雷、电驴、BT等下载工具,就都是基于p2p的。迅雷背后至少还有个公司,而电驴和BT根本就不属于任何公司。这种下载方式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人们自由下载,随意分享,既不打算赚谁的钱,也不用被谁管。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关谁的电脑呢?更关键的是,每个文件都同时存在于多个电脑之中,哪怕你关掉一批也很难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
美国商业咨询师Ori Brafman和CATS软件公司前CEO Rod A. Beckstrom 2008年出了一本专门研究去中心化组织的书,《海星与蜘蛛:无领导组织不可阻挡的力量》(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Organizations)。此书标题的类比相当恰当。传统组织就如同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
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当初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非常轻易地就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都是蜘蛛式的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里,中央政府一倒全国立即崩溃,“竟无一个是男儿”。可是西班牙人打到北美洲,面对更加落后的阿帕奇族的时候,却打不下去了。阿帕奇族是个海星式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阿帕奇的英雄并不直接指挥调动什么大军,他们只是作为战斗榜样从精神上去感召别人。这样即便有几个部落被击溃,剩下的族人仍然能继续战斗,根本谈不上擒贼先擒王。结果阿帕奇族跟白人抗争了几百年,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向美国政府投降。
这样看来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制,显然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时代也有类似的特点。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1995年,当时的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Netcom公司的CEO Dave Garrison跑到法国去跟投资者见面,想要说服他们对互联网业务投资。这些法国投资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他们非常热衷于美国人搞的新东西,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一直问Garrison一个问题:谁是互联网的主席?Garrison解释说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并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可是法国人认为不管什么东西都肯定得有一个领导才能避免混乱,他们不明白去中心化这种结构,甚至以为双方的交流肯定出了翻译上的问题。最后Garrison被逼无奈之下,说他自己是互联网的主席!
互联网没有主席。整个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所有计算机都可以接入和扩大它,并没有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拥有和指挥它。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组织不再限于政治和人,而被很多东西所采纳。比特币没有中央发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开采和私下交易。维基百科的内容贡献者都是不要钱也不接受指定任务的志愿者。豆瓣上的兴趣小组很大程度上是用户自我管理。没人指挥,几乎没人管理,这些东西却也发展壮大了。
把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有时候组织有一个名义上的领导,但其对整个组织的控制能力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一个精神领袖。有时候各地会有自己的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最厉害的是,组织的信息和智力分布在所有成员中,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来自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你很难通过这样的组织赚大钱。分权的产业利润低,只有集权才能获得高利润。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电信史是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在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总结,美国电信史就是一部在分权和集权中摇摆的历史。一个新生事物刚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去中心化的,比如最早的无线电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设立,每个电台的功率都很低只能覆盖有限地区,它们自由地播放各种内容,很像今天的个人网站。在这个阶段没人能赚大钱,人们甚至认为听电台广播是个高雅的绅士行为,根本没有商业因素。等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把电台业务一统江湖,能做到一个节目同时覆盖全国各地,广告业务才变得非常赚钱,电台才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这也同时说明去中心化的组织干不了太大的事儿。自由软件社区是去中心化的,如果你像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一样只使用自由软件,你的确获得了自由,而完全不用担心被谁监视。可是自由软件很不好用!好不容易装个Linux操作系统,后面使用中还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还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面对这些麻烦,更多的人宁可放弃一点自由选择集权的大公司。正如当年的阿帕奇部落,去中心化经常是一种适合原始阶段的组织方式。
不幸的是,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根本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就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了。
本·拉登的确策划了91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地组织并不直接计划和指挥恐怖袭击。各地恐怖分子因为伊斯兰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教这种宗教)而实施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给恐怖分子提供培训和榜样。恐怖分子们可能形成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并不受基地组织统一领导。甚至有的恐怖分子拿了基地组织这个“品牌”就自发行动,比开个麦当劳连锁店都容易。
中国警方从未明确回答新疆恐怖分子到底是有上级组织的还是自发的这个问题。但从公开的报道来看,至少有部分恐怖分子是因为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看了暴力恐怖音视频而采取行动,似乎并没有来自境外势力的直接指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反恐就更加困难!这意味着我们要消灭的是海星而不是蜘蛛。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这些策略虽然出现在一本六年前的书里,后来还是被其他涉及到反恐的论述所印证,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可能也不全是纸上谈兵。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你们是靠一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就让你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市场。
在这方面,以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而闻名的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中译本《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中说的更好。雷默说当面对一个变化的系统的时候,人们往往关注于那些快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对森林的砍伐;但真正对系统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比如说气候和环境。黎巴嫩真主党是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和最成功的游击队,他们首创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发动恐怖袭击,而且还发明了遥控炸弹。真主党的成功秘诀恰恰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在黎巴嫩的村落里不仅仅搞炸弹,也修学校,修医院,盖房子,搞社区建设。黎巴嫩人如果有什么邻居太吵影响我休息之类的社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真主党。真主党把对西方的仇恨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群众基础,这些东西有很强的韧性,恰恰属于“变化很慢的因素”。以色列可以把真主党的房子炸了,但是摧毁群众基础很难。
乌鲁木齐“5.22”暴恐案的恐怖分子来自新疆最穷的地区[1]。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不高,但是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在中国的典型环境。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些反恐措施,包括在南疆实行免费高中教育,确保每家至少有一人就业之类,有人认为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但其实这可以改变恐怖分子的生存环境。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美国人当初是怎么最终打败阿帕奇部落的呢?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他们可以通过支配财富来实施自己的权力,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互相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本来是个完全非营利的去中心化民间互助组织,壮大以后为了宣传会员的故事而出了一本书,结果这本书带来的利润很快让组织开始“变味”了,人们立即想要通过集权来分配利润。利益可以使分权组织变的集权,但把这个规律用在反恐上恐怕不太合适,谁也不想等待恐怖组织做大。
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这并不是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在这方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 — 尽管在很多时候被人当成笑话 — 其实非常值得借鉴。
2008年之前的驻伊美军的确像是一个笑话。萨达姆政权是个典型的蜘蛛式组织,美军一旦打下巴格达,伊拉克军队立即兵败如山倒,美军在整个进攻阶段才死了139人。可是占领容易重建难,去中心化的当地武装迅速兴起,游击战风起云涌,结果美军在重建阶段竟有超过四千人阵亡。我们一般认为美军占领伊拉克完全是一个战略错误,当地人的文化传统跟你根本不是一路,你孤军面对充满敌意的国土岂能不败?
但是我读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的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发现这个所谓战略错误其实是可以用战术来弥补的!哈福德说,2008年之前,拉姆斯菲尔德非常相信中央指挥的力量。美军的作战方法是用计算机模拟最精确的战场情况,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然后让士兵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好使,真正有用的智慧来自第一线的底层官兵,而不是来自五角大楼。
不管拉姆斯菲尔德怎么想,前线士兵在作战中总结了一套第一手经验。这些经验“像中学生传阅色情杂志一样”在官兵中私下流传,最后还是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被整理出来。等到这套经验再被下发到前线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对游击战的看法已经完全不重要了。2008年,伊拉克形势迎来一个转折点:当地武装全面撤退,美军的死亡人数戏剧性下降。
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军 — 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报复。毕竟你美军可能打完就走,游击队的人可是要跟我们长期相处。H上校的策略就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
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愿意跟美军合作了,甚至慢慢地,双方开始交谈。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一个伊拉克人,你就是在为敌人工作。
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他说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新疆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和以色列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有何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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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普洱茶 October 1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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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秋雨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长,完全错位。这也就是说,为了打假,伪造了一个假坐标,虚设了一种假品质,真是狼狈。这事也足以证明,直到百年之前,普洱茶还不知如何来认识自己,说明自己。
普洱茶的品质是天地大秘,唯口舌知之,身心知之,时间知之。当年的茶商们虽深知其秘而无力表述,但他们知道,自己所创造的口味将随着漫长的陈化过程而日臻完美。会完美到何等地步,他们当时还无法肯定。享受这种完美,是后代的事了。
因此,每当我恭敬地端起“号级茶”的茶盅时,就会特别感念当年的创造者,感念他们只是设计而无从享用今天的口味。我想,世上一切高贵的族群都应该这样,为后世设计口味。他们轻轻地咂着嘴,暗暗咽下一口唾沫,设想着孙子一代的无上口福。
如果说,光绪元年是云南经典茶号的创立之年,那么,光绪末年则是云南所有茶号的浩劫之年。由于匪患和病疫流行,几乎所有茶号都关门闭市。如此整齐地开门、关门,开关于一个年号的首尾,使我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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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己 October 9, 2014

Posted by kaola in 生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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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作者彼得·德鲁克,自 1971 年后长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任教。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其著作《21 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9)。本文有删节。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 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 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 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14世纪,这种方法由一个原本会永远默默无闻的德国神学家发明,大约150年后被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和西班牙神学家圣依纳爵分别采用。他们都把这种方法用于其信徒的修行。事实上,回馈分析法使他们的信徒养成了一种始终注重实际表现和结果的习惯,这也是他们创立的教派——加尔文教会和耶稣会——能够主宰欧洲长达30年的原因。

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 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 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尊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力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

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 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 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 organization 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 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 (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 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 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 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 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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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猪年好茶 October 9, 2014

Posted by kaola in 生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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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土猪年,风调雨顺,土滋润万物生长,我认为在所有的年份里2007年的普洱茶品质最好,最值得收藏。为什么这样说大家看看公开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
  时间周期
  2004-2013年
  云茶产量和普洱茶产量数据统计了近些年云南茶叶原料包括云南普洱茶的产量,
  2004年云茶产量9.5万吨,普洱茶产量2万吨。
  2005年云茶产量11.6万吨,普洱茶产量5.2万吨。
  2006年云茶产量13.8万吨,普洱茶产量8万吨。
  2007年云茶产量17万吨,普洱茶产量9.9万吨。
  2008年云茶产量17.2万吨,普洱茶产量5.28万吨。
  2009年云茶产量18.3万吨,普洱茶产量4.5万吨。
  2010年云茶产量20.7万吨,普洱茶产量5.08万吨。
  2011年云茶产量23.3万吨,普洱茶产量5.56万吨。
  2012年云茶产量27.4万吨,普洱茶产量8.13万吨。
  2013年云茶产量30.98万吨,普洱茶产量9.69万吨。

第二组数据:
  时间周期2000年-2010年,为2010年统计数据。
  2000年1.2万吨。
  2001年1.5万吨。
  2002年1.8万吨。
  2003年2.2万吨。
  2004年3万吨。
  2005年5万吨。
  2006年7万吨。
  2007年10.5万吨。
  2008年5.5万吨。
  2009年5.1万吨。
  2010年5.6万吨。

再结合一组数据:此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大家发现问题了吗:关注云茶总面积和投产面积之比,2007年投产面积高吗?不高茶叶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丰收。

  综合如上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2007年为所有年份中普洱茶产量最高的一年,风调雨顺的一年,大家也可以查询一下云南的历史天气记录。

  茶树作为一种植物,在风调雨顺的2007年土猪年份里迎来了真正的大丰收,大家想一下,究竟是年年干旱中的茶树的茶叶冲泡起来好喝,口感好,还是风调雨顺的年份里茶叶的品质高,质量好,口感好呢?

  植物和人一样,在最好的气候和年份里品质一定是最高的。

  答案很简单吧。

  那为什么市场里这么多做茶叶的人都说2007年的茶叶不如其他年份的?

  答案更加简单:利益被伤害。

  2007年中普洱茶价格彻底大崩盘伤害到了太多人的利益,因为这个原因,最好品质的茶叶却带了很多人最痛苦的回忆。多少大中小茶商在2007年倾家荡产,多少中小茶商至今记忆深刻,自己花了大的代价购买的茶叶最后以极低的价格进行抛售。亏损惨重。

  引用一段话:出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07年中价格泡沫破裂后,普洱茶产业经过为期两年的探底与整理,在部分生产企业和渠道商家不懈推广的努力下,尤其是通过品饮的推广与正确的消费引导,普洱茶市场培育成效显现,普洱茶生产开始稳步回升,自2009年起逐渐复苏。而2010年春夏的大旱使得普洱茶春季原料减少,又再次引发市场对普洱茶的密切关注。”

  接下来2008年-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这个历程里多少的藏茶叶的商家,藏家,炒家,收藏者都直接在普洱茶价格的底部,因为资金回笼的需要,进行抛售。很多震动人心的抛售事件都发生在2008下半年

  我清晰的记得,2007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的下梅林茶叶批发市场,人气冷清,价格崩溃,在2008年春节的时候,我还是继续来到这里,发现根本人都见不到几个,于是还是选择购买了几饼2007年的普洱茶生茶进行收藏。

  现在是2014年,这几年作为一个茶叶爱好者,我的收藏经历是从2003年开始的,基本上龙生和大益和可以兴三个厂的茶叶我收藏了一点点,我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我如何冲泡,2007年的普洱茶口感都是最好的。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

  1、茶气足,可以用茶气飞舞来形容。
  2、回甘好,顺滑润。
  3、由于产量高,茶叶品质好,价格崩盘后,竞争更加激烈,很多大厂为了保证生存,直接都把茶饼做成了山头的纯料。

  所以我建议:真正喜欢普洱茶生茶的朋友们,碰到2007年产的生饼,大家可以试一下,更加可以藏2饼标本饼,对比历年的口感。相信您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普洱茶生茶转换非常关键,我的体会,2007年的茶叶转化的效果特别好。

via Tumblr http://cola.tumblr.com/post/99556680504

如果一个人读了很多年书,而学不会感受生活,学不会自己思索,那他并没有真正读通。 October 9, 2014

Posted by kaola in 生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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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读了很多年书,而学不会感受生活,学不会自己思索,那他并没有真正读通。

via Tumblr http://cola.tumblr.com/post/9955645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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